6月24日，29歲的中國網球運動員李娜在法國網球公開賽(簡稱“法網”)女單決賽中戰勝斯齊亞沃尼 ，成為網球大滿貫134年歷史中，首位獲得單打冠軍的中國選手、亞洲選手。
許多人第一次將目光投向李娜，投向此前并未關注過的中國網球運動，乃至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
國際頂級賽事，我們有倆
據國家體育總局網球管理中心競賽部主任張東文介紹，目前世界上共有三大網球組織，分別是國際網球聯合會 (ITF)、國際男子網聯(ATP)和國際女子網聯(WTA)。三大組織有著各自的分工，搭建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寶塔形競賽體系。“我們最經常看到是ATP和WTA，因為世界上最好的男子和女子選手都是這兩個協會的成員，但四大滿貫賽事不屬于ATP和WTA，而是隸屬ITF。”
剛剛結束的溫布爾登網球錦標賽(簡稱“溫網”)是現代網球史上最早的比賽，創辦于1877年。2011年的溫網總獎金高達2300萬美元，其中男單和女單冠軍的獎金各為175萬美元。此外，法網、澳網和美網的男單和女單冠軍的獎金也在200萬美元左右。
“中網 (即中國網球公開賽)屬于ATP500和WTA頂級賽事，總共有670萬美元的獎金，這個數字距離溫網的2300萬美元相去甚遠，但也絕對是全球領先的頂級賽事；上海大師賽是ATP1000，總獎金是450萬美元。”張東文介紹說。
但就在20年前，中國舉辦的網球賽事獎金還都在四位數徘徊。“那個時候打比賽的機會很少。我記得規格最高的一次是全國青少年運動會，那一次網球單打冠軍的獎金有幾千塊錢，在當時就算是很多了。”前國家網球隊員劉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從21世紀開始，中國網球競賽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北京在2004年轟轟烈烈地推出了中網，并在2009年升級為WTA皇冠賽事。上海也于2009年將大師杯球賽晉級為ATP1000級別賽事，這是ATP世界巡回賽中等級最高的，全球僅在九座城市舉行，亞洲范圍內僅有上海這唯一一站。
上海ATP1000大師賽剛剛公布了今年即將參賽的選手名單，其中世界排名前40的選手無一缺席：費德勒 、納達爾、德約科維奇、穆雷、索德林……
“這些國際頂級賽事的引入對中國的網球產業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劉利告訴記者。網球是一個非常“追星”的市場。過去中國企業只能贊助一些國內球員，很難通過明星效應讓國產品牌走出國門。但當中國引入了這些國際賽事，就給了更多中國企業一個露臉的機會。例如，李寧公司簽下了揚科維奇和彭帥，安踏公司簽下了鄭潔 ，這對這些國內體育品牌都是很好的宣傳。同時，國外的贊助商也對這兩場賽事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勞力士、奔馳、索愛等國際大品牌都是這兩場比賽的合作伙伴。
據劉利介紹，對中國專業球員來說，過去參加國外比賽的差旅成本是高昂的，但現在家門口就有了頂級賽事，就可以低成本地參加這些比賽。而對廣大發燒友來說，這些賽事也是絕佳的學習機會，因為這些頂級賽事都強制要求世界排名靠前的選手參賽。同時，有許多世界知名的網球學校和經紀公司也因為這些賽事而來到中國。例如世界頂級的尼克網球學校，就因為看到中網的舉辦來中國招生，讓大批中國孩子可以去美國學習網球。
李娜的影響不如CPI
“讓中國人手里的網球拍和外國人的一樣”，這聽上去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網球器材商們整整為之奮斗了30年。
常文濤是世界第一網球品牌威爾勝(Wilson)的中國總代理，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網球器材市場，他只能用“落后”二字來形容。據他介紹，當時全國只有廈門有3家網球器材工廠。早期的銷售渠道也非常單一，都是國有體制占主導。全國的批發站點分為一級站、二級站和三級站，層層分銷。網球拍銷售面向的群體只有兩個：網球專業隊和領導干部。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東莞和深圳才陸續開了新的工廠。一些新的國產品牌進入人們的視野。常文濤自創的“豪邁”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國內基本沒有什么外國品牌，即使是職業球員用的也基本上是石獅、航天等國產老牌子 。“當時人們收入有限，再加上很多國際品牌還沒有進入中國，因此一些物美價廉的國產品牌賣得很好。1997年，我們就賣出了2萬只球拍，這在當時是一個空前的好成績。”
從2000年開始，中國網球器材市場又發生了一次新的革命。不論是最早的“石獅”，還是后來居上的“豪邁”都漸漸淡出了歷史的舞臺，越來越多的國際主流品牌開始涌現在中國的市場上。
“我們和國際市場越來越接近了。現在中國網球器材市場的國外品牌所占比例超過了85%，如果單說球拍，這個比例還要更大。”常文濤介紹說，如今的中國已成為亞洲的第二大網球器材市場，僅次于日本。許多國際品牌在中國的新品發布還會早于其他國家。“人們逐漸傾向購買國際品牌，其實也是一件好事。這說明人們對網球的認知度在提高。”常文濤說，“現在的發燒友對器材的了解程度越來越高，甚至超過了我們。學生和白領成為了這個行業的支撐。反而專業球員在消費中的比例，變得微乎其微。”
2001—2007年是中國網球器材銷售一個突飛猛進的年代。“2007年，純網球器材用品(不含服裝和鞋子)和相關配件在中國的批發銷售額大約是4億元人民幣，零售銷售額差不多有8億元人民幣。這是什么概念？90年代的時候，這個數字大約只有1000萬元人民幣。”常文濤笑著說。
但據常文濤介紹，2007年至今，這個行業一直在走下坡路。“我們去年的銷售額比預期相距甚遠，我們的許多競爭對手也出現了嚴重的下滑。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我們的主要消費群體是白領，而這幾年白領們的生活怎么樣？薪水沒怎么漲，投資股票，股市一路狂跌；買房，房價一路非理性暴漲，隨之也帶來了租房成本的上升。這些社會現象都是互相關聯的，如同‘蝴蝶效應’，白領們可支配的錢少了，就不可能有更多的人來打球，就不可能有更高的頻率打球。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李娜奪冠的那天晚上，許多人給我打電話，說‘你的網球拍要賣空了’，‘你要發財了’，但理性地來說，凡事不可能一口氣吃個胖子，雖然我也很激動，但我知道單憑這一件事并不能對我們的銷售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作為器材銷售商，我們的銷售還是要看大的經濟環境。白領們收入穩定了，官方和民間對這項運動重視了，我們才能繼續前進。”常文濤說。
國外的民間運動，國內的貴族運動？
從普及率來看，網球被全球人公認為世界第二大運動，僅次于足球。然而在記者的調查過程中，幾位受訪者卻異口同聲地將網球定義為“中國的貴族運動”。
按照2005年美國網球協會公布的數據，當時美國打網球的人數就已經超過了2500萬人。而按照中國市場與媒體研究的統計結果，直到2009年，中國打網球的人數才只有1020萬。也就是說，2005年網球在美國的普及率就已經達到了8%，而2009年在中國的普及率才只有0.7%。
為什么網球在中國普及如此緩慢？
張立武是北京水立方網球俱樂部的老板，在歸國從商之前，他曾經在美國從事網球運動達七八年之久。“在美國，運動俱樂部一般都是綜合型的，收費也不高。你一旦入會，繳納一年大約兩三千美金的年費，就可以自由使用俱樂部下的所有設施，包括籃球場、網球場、健身房、游泳池等。這樣的經營方式一方面有利于經營方收回成本，一方面也比較符合美國人的生活習慣。許多美國人在早上上班之前都會先去趟健身房，晚上下班以后再去球場打球，運動是他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現在在中國，網球還是一項比較貴族和高端的運動，有三分之一的室內網球顧客都是從高爾夫球場上“回流”過來的。
北京目前已是全國室內網球場館最多的城市，但一共也僅有三四十家，200多塊場地。而且這些網球館通常都設在大型企業或者高檔酒店里，屬于配套設施。因為如果單純經營網球館，投入大且回報慢：建設一個擁有兩塊場地的網球場需要一兩千萬的資金，平時每小時光電費就五六百塊，維護場地的費用也很高。
“拿水立方網球俱樂部來說，兩塊場地租金是一年100萬，加上水電人工，大約共有140萬。打球一小時收費260元，營業時間基本上是平時從下午5點到9點，周末從早上10點到下午9點。所以即使兩塊場地的使用率達到100%，一年除去奧園管委會在這里承辦各種活動的時間，我們的收入也只有90多萬，加上酒水消費，勉強做到收支平衡就不錯了。”
260元一小時的收費，對普通民眾來說無疑是一筆“巨款”，但對經營方來說，卻依然入不敷出。“現在中國喜歡網球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僅對球員和器材十分熟悉，對一些流行的打法都倒背如流，卻常常因為經濟原因不能得到很好的訓練。”
據張立武介紹，在美國四處可見免費的室外網球場。一個普通美國高中有五六塊網球場地是很常見的事。街心公園、社區里，也都有網球場地。這讓網球在美國成為了更大眾化的運動。張立武建議，政府和社會應當多建設一些免費或者低收費的室外網球場。即使是最普通的土質場地也可以，維護成本也很低。
但在網球管理中心競賽部主任張東文看來，中國已經建設了許多場地，民間網球運動普及受阻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作制度。
“20年前，全國的網球場屈指可數，而今，每年都有幾百塊球場在誕生，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房地產商也將室外網球場列入了小區的規劃。在日本，工作時間是上午10點到下午4點。因此每天4點一過，街心花園和球場上全是人，各個年齡段都有。但中國則不然，我們現在也建立了一些體育公園，但周一到周五幾乎沒有人來。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文明程度、思想觀念的問題，還是整個社會的工作制度問題。為什么中國人就這么忙？”
中國球員何時走向“自由”？
提起四大滿貫，許多人認為，只有世界最頂尖的職業選手才能進入這樣的頂尖賽事。其實，四大滿貫成立之初卻是只對業余選手開放的比賽。拿溫網來說，直到1968年才向職業球員開放，這導致拉沃等一流的國際球員因為“太職業”而一次次被溫網拒之門外。
直至今日，許多國際大牌網球明星都依然是“業余”的身份在參賽。唯一的區別是，如果是業余球員，就只能拿到部分獎金，只有登記在冊的職業球員才能拿到全部獎金。
“桑普拉斯在獲得大滿貫冠軍的前一年還是業余球員的身份。這樣的好處在于，如果你打得不夠好，你就不需要將網球作為職業，而可以繼續當你的醫生或者律師。當你打得足夠好了，你就可以選擇登記成為職業球員。”劉利告訴記者，中國網球運動員并沒有國外球員那么自由的選擇權利。“我們過早地決定了職業生涯，進入職業隊，從此，網球是我們唯一掙錢的方式，我們除了打球、當教練，沒有別的選擇，不論我們打得好還是不好。”
國外選手的“自由”并不止體現在職業的選擇上。每一位國際球星的背后，都有他精心選擇、量身打造的的贊助商和訓練團隊。
2005年以前，費德勒的團隊就是他的家人，他帶著自己的父母兄弟聊著家常，游山玩水，從瑞士一路挨個摘走了四大滿貫的桂冠。這樣的“家庭團隊”在中國可是聞所未聞的。2005年，費德勒簽約IMG公司，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和IMG公司網球部副總古德西克私交甚好，彼此信任。古德西克幾乎常年陪在費德勒身邊，為他安排采訪等日常細節。在費德勒的比賽場次，他總是會出現在球員包廂中，隨時提供支持和幫助。由于古德西克的努力，費德勒的代言合約從Jura和瑞士國家銀行這樣的瑞士本土公司，拓展到了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公司，例如吉列、勞力士以及梅賽德斯·奔馳等。
國際球員對團隊的選擇、對贊助商的選擇有著極大的自由度。他們不再是一個運動員，而是一個個光芒四射的商業品牌。相對于國外選手的“自由”，在2009年以前，中國選手不僅無法選擇自己的團隊，就連出國參賽的資格還要層層報批。
中國網球協會前會長張曉寧曾經回憶，“當時的條件不允許我們的運動員去職業化。我們的經費最多只能讓主力隊員每年打10站比賽。”
劉利無奈地告訴記者，“其實我過去也想參加大滿貫比賽，但報名外圍賽的時候網球中心就不同意，只能作罷。國家對參加國際比賽的選手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規定，例如，選手必須要經過網球中心批準才能報名，出國比賽拿到的獎金，個人只能保留稅后的35%，其余65%要交給中國網球協會。”
2009年，中國網球邁出了巨大的一步。球員們驚喜地得知，他們可以自由報名國際比賽，不再需要經過批準。12月，中國四名最頂尖、同時“條件成熟”的女子球員李娜、鄭潔、彭帥和晏紫成為第一批單飛運動員。她們脫離傳統模式，獲得自由計劃自己網球職業的權利可以自己制定時間表，選擇教練和后援團隊，只需將一年的賽事按周期上報，而且只用將獎金收益的 8%~12%上交給中國網球協會。
張東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經濟決定意識，過去我們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也是受到了經濟發展的限制。現在通過學習人家上百年的發展經驗，我們可以縮短這個過程，這樣做是對的。李娜問鼎法網，說明我們中國的體育正在改革和開放。我們開始知道，要改革，要發展，就必須要開放。我們網球的運動要想更高水平地發展，就必須要融入國際職業體育體系。今年李娜拿冠軍，明天鄭潔也可能拿冠軍，后天彭帥也可能拿冠軍。因為我們照著國際的方式來做了。”
“當然，李娜只能證明我們對運動員培養的成功，如果把這個成功夸大到制度的變革，我認為還不到那個程度。制度是有傳承的、有慣性的、有剛性的。它不可能通過某一件事就把制度改變。我們也愿意改變，我們也看到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許多事情是需要形成社會合力的。例如現在有多少學校有網球場？有多少孩子有時間去選擇文化藝術體育的愛好？我們需要有大的社會環境，才能談得上下一步的變革。”張東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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