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京工人體育場看一場北京國安的比賽，既是北京球迷的時尚，卻也有著諸多麻煩。首先交通選擇，自駕車你得提前兩小時尋找泊位，地鐵能讓你體會到人群踴躍興奮，但擁擠和臟亂比比皆是。若在鳥巢，現場體驗更糟糕——鳥巢有個地鐵站，逢大賽卻必關閉，讓人費解，這一站的設置不就是要疏散人群嗎？管理者的意思，是讓大家步行離場，這樣至少球場里外不會太擁堵，根本沒有誰考慮現場觀眾才是最應該得到服務的上帝。
大型球賽的組織與管理，既考驗體育行業從業者，也對一座城市的規劃、城市管理以及城市氣質都提出挑戰。同一時間，同一座城市里，能夠進行多場比賽；而且還需要保證每一場都滿座；此外每場比賽，不需要過多的警力與保安，賽后人流疏散都可以在半小時之內做到，對于城市生活無甚影響。這樣的場景，不僅北京的表現難令人滿意，對許多體育產業比較成熟的國家也是一個棘手難題。
然而，最近倫敦就是一個例外。在英超新賽季開賽第一輪，這座城市表現出成熟的管理和容納能力。
2012年8月18日格林威治時間下午3點，英超新賽季開賽第一輪，有四場比賽同時進行：阿森納主場對陣桑德蘭，酋長球場滿座60078人；西漢姆聯主場對阿斯頓維拉，厄普頓公園球場迎接鐵錘幫回歸英超賽季，34172人；，富勒姆主場對諾里奇，克拉文農場球場，25062人；女王公園巡游者主場對斯旺西，洛夫特斯球場，18072人。
這四座球場，分布在倫敦城北（酋長）、城東（厄普頓公園）、城西（洛夫特斯）和城西南（克拉文農場）。彼此之間距離最遠者，是從城西洛夫特斯到城東厄普頓公園，24公里；最近者，在洛夫特斯和克拉文農場之間，不到5公里。如果套用北京城市環線概念的話，克拉文農場在二三環間，洛夫特斯在三四環間，酋長和厄普頓公園都在四五環之間。密集程度極高。
這座城市里還有相當于二三環之間的切爾西主場，斯坦福橋，41000人容量；相當于四五環之間的托特納姆熱刺主場，白鹿巷，36000多人容量。這6個英超俱樂部之外，在英冠、英甲、英乙三級職業聯賽中，倫敦還有8個俱樂部。雖然俱樂部成就而言，倫敦無法比肩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兩座西北城市，但是俱樂部之高度密集、職業聯賽足球對城市形成的輻射性影響，世界中心都市里，倫敦首屈一指。
這次英超新賽季揭幕的四場聯賽，總共137384人到現場觀戰。如果以平均球票價格單場40英鎊計算，那么這是在550萬英鎊上下的一筆直接收入。然而這四場聯賽帶來的經濟效應，絕對不止于此——球迷到現場看球，還會有各種開銷：球場周邊的各種飲食、酒吧以及快餐；通向球場的交通費用，不論地鐵、大巴、出租車、火車還是自行駕車的停車費、加油費；球場內的秩序冊、俱樂部球迷專賣店的各種商品。13萬人的人流，這些消費需求擴散出去的話，給這550萬英鎊，再加上一個零，恐怕也不為過。
幾千萬英鎊的經濟效應，圍繞著這四場球賽展開，就僅僅發生在周末下午的三四個小時時段里。除卻如此之大的人流、強大的購買力以及品牌傳播力，球賽并未給城市秩序帶來任何混亂，反倒給這樣一座古老而時尚的世界中心城市，增添許多活力。
每個周末都在上演的職業聯賽，帶來的還不僅是經濟消費，這同樣是一種社會情緒的宣泄和平衡手段。每周都有一個固定時段，讓大量人群走出家門、走出各自封閉的生活，在一個公開環境中，找到自己的群落，集體表白立場、宣泄情緒。根據很多社會學研究數據，這樣一個職業聯賽長期穩定運行的城市，犯罪率和社會不安定因素，都會得到良性調和。足球的綜合性輻射功能，難以想像。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前期，滯脹社會積累的社會矛盾，足球流氓讓球場變成恐怖所在，尤其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前期。足球看臺上的暴力，和社會全方位衰退直接相關，導致了“希爾斯堡慘案”的發生——1989年4月15日，英國謝菲爾德市希爾斯堡體育場的利物浦對陣諾丁漢足總杯半決賽中，因為秩序混亂導致踩踏， 96人喪生，200多人受傷。這之后，英國集全社會之力來應對這個問題：首先是上兩級聯賽改造成全座席，避免了看臺站席擁擠雜亂，其次是以最大警力并且配合國際刑警，來肅清有組織的足球流氓團體。在經濟和社會整體轉型完成的同時，不到十年時間，足球流氓在職業聯賽中已經很難有立錐之地。
上周這四場英超聯賽，還發生在奧運會結束不到一周時間內。整個倫敦，依舊沉浸在奧林匹克大Party的氛圍當中。如果體育賽事也被當作一種消費品來對待的話，奧運結束之后，應該會有一段受眾的“審美疲勞期”，短時間內很難對其他賽事產生強烈的興趣。然而在倫敦，奧運不但沒有影響足球的魅力，反倒激化了人們對足球新賽季的盼望和饑渴程度。
13萬多人在同一時間看球，能夠在半小時到一小時內得以疏散，對城市正常生活不形成消極影響，在我看來，這算是一個不小的奇跡。倫敦卻能做到有條不紊，極大地吸收這些商業比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這當然和倫敦運營這些職業足球聯賽有著上百年的經驗積累相關，但更和一個城市綜合運轉的秩序和管理體制相關。 |
